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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，国家工作人员借助职务便利或职务衍生资源“牵线搭桥”并收受“介绍费”的行为，因职权作用隐蔽、与普通中介行为交织，其性质认定常存在争议。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与实践案例，对该类行为的定性逻辑展开深度分析，明确受贿与违规有偿中介活动的区分边界，为司法认定提供清晰指引。
一、下属单位与合作方间“牵线搭桥”：履职衍生受贿的认定逻辑
1.核心观点公牛配资端
国家工作人员在本人管辖的下属单位与外部合作方之间“牵线搭桥”，本质上属于履行职务范畴；事后据此收受“介绍费”，无论是否实际实施推动合作的具体职权行为，均应认定为受贿罪。
2.法律依据与原理讲解
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贪贿解释》）对受贿罪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要件作出突破性规定，将认定标准从“客观存在谋利行为且对公权力产生实质侵害”，扩展至“收受财物与职务相关且对职务廉洁性产生侵害危险”。具体而言，以下三类情形均符合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：
一是实际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；
二是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；
三是履职时未被请托，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财物。
从职务属性来看，国有公司、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其核心职责包括为所在单位（及下属单位）拓展合法业务、维护单位利益。因此，为下属单位介绍合作资源、促成业务合作，本身就是职务要求的应有之义，属于“履职行为”。即便工作人员未主动利用职权干预合作流程（如未向下属单位负责人“打招呼”、未修改合作条款），但其“牵线搭桥”的行为依托于职务身份产生的信任基础与资源优势，与职务存在直接关联性。
根据《贪贿解释》精神，只要收受的“介绍费”与该履职行为挂钩，无论利益谋取是否“成功”、无论财物收受在事前还是事后，均已侵犯职务廉洁性——公众会合理认为，“介绍费”是对其职务行为的“回报”，而非普通中介服务的报酬，这就足以构成受贿罪的认定基础。
典型案例：某国有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某受贿案
案件背景：张某系某国有建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（国家工作人员），分管集团下属的市政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市政公司”）。2020年，某私营建筑企业A公司负责人李某找到张某，希望承接市政公司的道路翻新项目。张某随即安排市政公司总经理王某与李某对接，并表示“A公司资质齐全，你们好好洽谈”。后续双方通过公开招投标流程签订合同（A公司最终中标）。2021年，李某以“介绍费”名义向张某转账50万元，张某予以收受。
争议焦点：张某仅安排双方对接，未干预招投标流程，且A公司通过合法程序中标，是否构成受贿罪？
司法认定：法院最终认定张某构成受贿罪。理由如下：
张某作为分管市政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为下属单位介绍合作方属于履职行为，其“牵线搭桥”依托于职务赋予的管理权限与影响力；
李某的请托事项（承接市政公司项目）明确，张某明知该请托仍促成双方对接，符合“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”的情形；
50万元“介绍费”本质是对张某履职行为的“回报”，与职务行为直接关联，侵犯了职务廉洁性。即便招投标流程合法，也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——受贿罪惩罚的是“权钱交易”的合意，而非利益谋取的“非法性”（此处需区分“正当利益”与“不正当利益”，在斡旋受贿中需“不正当利益”，但普通受贿中“正当利益”仍可构成）。
二、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与合作方间“牵线搭桥”：斡旋受贿的适用边界
1.核心观点
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，为合作方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并收受“介绍费”的，构成斡旋受贿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）；若仅实施纯粹居中介绍，未利用公权力影响合作，且合作基于公平自愿，则属于违规有偿中介活动，不构成受贿。
2.法律依据与原理讲解
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，需满足四个构成要件：
一是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；
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（即“斡旋便利”，区别于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便利）；
三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；
四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其中，“斡旋便利”的核心是国家工作人员凭借自身职务产生的影响力（如上下级关系、同级协作关系、业务指导关系等），能够间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决策；“不正当利益”则包括两种情形：一是利益本身违法（如违规获得资质审批），二是利益获取方式违法（如在公平竞争中获得优先机会）。
3.在“牵线搭桥”场景中，需重点区分“纯粹中介”与“斡旋干预”：
一是若国家工作人员仅提供信息（如告知“某单位有合作需求”）、安排双方见面，未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施加任何影响，且合作双方基于市场规则自愿达成协议（如价格公允、资质匹配），则其行为本质是“利用信息差提供中介服务”，因未利用公权力，不构成斡旋受贿；
二是若国家工作人员以“牵线搭桥”为名，实质通过本人职权或地位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“施压”（如暗示“照顾一下合作方”），导致合作方获得不正当利益（如在招标中获得额外加分、优先签订合同），则符合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。
需特别注意：斡旋受贿要求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，若合作方获得的是正当利益（如通过合法竞争中标），即便国家工作人员有“打招呼”行为，也不构成斡旋受贿——这是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的核心区别（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“不正当”）。
典型案例：某县发改委主任赵某斡旋受贿案
案件背景：赵某系某县发改委主任（国家工作人员）。2022年，某农业科技公司B公司计划申报“县级农业产业扶持项目”（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审批）。B公司负责人孙某找到赵某，希望其帮忙“协调”，并承诺给予“介绍费”。赵某随即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某打电话，称“B公司的项目符合政策导向，你们审批时多关注”。陈某考虑到发改委与农业农村局在项目资金分配上存在协作关系，遂在审批中优先通过B公司的申请。事后，孙某向赵某转账30万元。
争议焦点：赵某未直接负责项目审批，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（陈某）履职，是否构成受贿罪？
司法认定：法院认定赵某构成斡旋受贿（以受贿罪论处）。理由如下：
赵某利用了“发改委主任”的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——发改委负责项目资金统筹，与农业农村局存在业务协作关系，赵某的“打招呼”对陈某具有实际影响力，符合“斡旋便利”的要求；
赵某通过陈某的职务行为（优先审批），为B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——B公司虽符合申报条件，但“优先审批”使其在竞争中获得额外优势，属于“利益获取方式违法”；
30万元“介绍费”是对赵某斡旋行为的回报，形成“权钱交易”关系，符合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。
三、职权影响制约对象间“牵线搭桥”：职权作用的实质判断公牛配资端
1.核心观点
国家工作人员在本人职权能够制约或影响的对象（如管理服务对象、私营企业主）之间“牵线搭桥”，若职权对合作成功起到明显作用（如促成非自愿合作、导致条款显失公平），则属于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收受“介绍费”构成受贿罪；若合作完全基于公平自愿，职权未产生实质影响，则不构成受贿。
2.法律依据与原理讲解
此类情形的核心在于判断“职权是否发挥明显作用”——国家工作人员与合作方之间存在“制约或影响关系”（如监管与被监管、审批与被审批、服务与被服务），这是前提；但最终是否构成受贿，需进一步分析职权对合作的“实际干预程度”。
从实践来看，“职权发挥明显作用”的判断可从两个维度切入：
一是合作的自愿性：若一方本无合作意愿，仅因畏惧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（如担心后续被“刁难”、失去监管支持）而勉强合作，则可认定职权干预了合作意愿——此时“牵线搭桥”并非基于市场需求，而是公权力压制的结果；
二是合作的公平性：若合作条款明显偏离市场规则（如价格远低于市场价、付款条件过度宽松、风险承担严重失衡），且该失衡状态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直接相关（如合作方为维持与工作人员的关系而接受不利条款），则可认定职权导致了合作的不公平，属于“为另一方谋取利益”。
需注意：“职权制约或影响关系”是基础，但并非唯一标准。例如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为辖区内两家企业介绍合作，若两家企业均有合作需求，且合作条款符合市场规律，即便工作人员有监管职权，也不能直接认定为受贿——关键在于职权是否“实际介入”合作过程，是否导致合作偏离公平自愿原则。
典型案例：某市场监管局科长刘某受贿案
案件背景：刘某系某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科长（国家工作人员），负责辖区内食品企业的生产许可审批与日常监管。2023年，辖区内某食品生产企业C公司（曾因生产不规范被刘某所在科室责令整改）计划寻找原料供应商，刘某向其推荐了自己朋友开办的D公司（原料供应商）。C公司负责人王某认为D公司的原料价格高于市场价，不愿合作，但担心若拒绝刘某的“推荐”，后续监管中会被“特殊对待”，遂与D公司签订采购合同。事后，D公司负责人向刘某转账20万元“介绍费”。
争议焦点：刘某仅推荐供应商，未强制要求合作，C公司的合作意愿是否受职权影响？是否构成受贿罪？
司法认定：法院认定刘某构成受贿罪。理由如下：
刘某与C公司存在“监管与被监管”的制约关系——C公司曾因违规被整改，对刘某的职权存在合理畏惧，符合“职权影响对象”的特征；
C公司的合作并非基于自愿：王某明确认为D公司原料价格过高，合作意愿源于对“后续监管报复”的担忧，属于“因职权压制而勉强合作”，刘某的职权对合作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；
20万元“介绍费”本质是对刘某利用职权促成合作的回报，而非普通中介报酬，侵犯了职务廉洁性，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。
四、行为性质判断的关键考量因素：综合分析框架
1.核心观点
对于国家工作人员“牵线搭桥”行为，需从合作自愿性、合作公平性、职权制约影响力三个维度综合判断，避免“一刀切”认定；若市场因素与职权因素交织，需结合主客观证据区分“主要原因”，确保定性准确。
各考量因素的具体讲解与案例应用
（一）合作是否基于完全自愿：主观意愿的司法认定
合作自愿性是判断职权是否介入的首要标准，核心在于区分“市场驱动”与“职权驱动”。实践中，可通过以下证据综合判断：
1.合作方的主观陈述：如会议纪要、聊天记录、证人证言中是否体现“不愿合作但因职权不得不接受”的内容；
2.合作的时间节点：若合作恰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履职关键节点（如监管检查前、审批申请期间），则可能存在职权干预的嫌疑；
3.合作的替代选项：若合作方有更优的替代合作对象（如价格更低、资质更好），却选择了国家工作人员推荐的对象，需进一步排查是否存在职权影响。
案例应用：某税务局副局长周某为辖区内企业E公司（需办理税务优惠审批）推荐财务咨询公司F公司。E公司负责人在证言中称“当时已有更便宜的咨询公司，但担心不接受周某推荐会影响优惠审批，所以选择了F公司”，且聊天记录显示周某曾提及“后续税务检查会重点关注E公司”。法院据此认定合作非自愿，周某收受“介绍费”构成受贿。
（二）合作是否符合市场公平原则：客观条款的合理性审查
合作公平性是判断职权是否导致利益失衡的关键，需结合市场规则与行业惯例审查：
1.价格公允性：对比同类合作的市场价格（如贷款利率、服务费比例、产品定价），若偏差超过合理范围（如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30%以上），则可能存在职权干预；
2.风险与收益匹配性：若一方承担极低风险却获得高额收益（如无需抵押即可获得巨额贷款），或一方承担极高风险却收益微薄（如长期垫资却无利息补偿），需排查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相关；
3.程序合法性：合作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（如企业董事会决议、招投标流程），若程序存在瑕疵（如未公示、未竞争性谈判），且与国家工作人员“牵线”相关，则可能构成受贿。
案例应用：某国有银行行长吴某为某房地产公司G公司推荐资金方H公司。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：H公司向G公司出借1亿元，年利率仅4%（同期市场民间借贷利率为8%-10%），且无需G公司提供土地抵押。经查，吴某曾向H公司负责人表示“G公司是我行重要客户，你们利息低点，后续我行会优先给你们授信”。法院认定合作条款显失公平，吴某利用职权促成利益输送，收受“介绍费”构成受贿。
（三）职权对合作方的制约影响大小：关联程度的量化评估
职权制约影响力需结合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、合作方的依赖程度综合评估，可分为三个层级：
1.强制约关系：如监管部门对被监管企业、审批部门对申请企业、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，此类关系中，合作方对职权存在直接依赖，工作人员“牵线”后构成受贿的概率较高；
2.中制约关系：如同级部门之间、业务协作单位之间，工作人员的职权对合作方有间接影响（如资金分配、项目推荐），需结合具体行为判断是否介入；
3.弱制约关系：如工作人员的职务与合作方无直接业务关联（如教育局工作人员为建筑企业介绍合作），且无证据证明职权介入，则更可能属于违规中介活动。
案例应用：某环保局局长郑某为辖区内化工企业I公司（需办理排污许可证）介绍环保设备供应商J公司，构成强制约关系，郑某收受“介绍费”被认定为受贿；而某教育局副局长马某为朋友开办的装修公司介绍学校装修业务（马某不分管学校基建），且无证据证明其干预学校决策，最终被认定为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（党纪处分），不构成受贿。
特殊情形处理：市场因素与职权因素交织的认定
实践中，部分“牵线搭桥”行为同时存在市场驱动与职权影响（如合作方既有合作需求，又有照顾工作人员身份的考量），此时需遵循“主客观相一致”原则：
若现有证据证明，即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“牵线”，合作也大概率会发生（如双方早已洽谈、市场需求迫切），则职权仅为“辅助因素”，不宜认定为受贿；
若证据显示，职权是合作成功的“关键因素”（如合作方明确表示“没有工作人员帮忙就不会合作”、合作条款明显因职权调整），则即便存在市场需求，仍应认定为受贿。
案例应用：某国资委主任秦某为国有资产处置项目介绍竞买人K公司，K公司本身符合竞买条件公牛配资端，且项目已进入公开挂牌流程。但经查，秦某曾向负责处置的工作人员打招呼“优先审核K公司材料”，导致K公司提前获取项目细节，最终中标。法院认定，秦某的职权是K公司中标（合作成功）的关键因素，收受“介绍费”构成受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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